孟子 · 离娄下
孟子曰：「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、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『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』」
白话
周天子不再巡狩采诗，《诗》的教化功能便衰歇了。 《诗》教衰歇之后，《春秋》才应运而生——不是《诗》书散佚，而是王道隐没，讽喻劝诫之法难行，史家便以褒贬定是非，立下《春秋》的义法。 晋国叫《乘》、楚国叫《梼杌》、鲁国叫《春秋》，都是各国史书，体例相同：记的是齐桓公、晋文公等霸业史实，写法则依循史官直录旧规。 孔子说“其中的义理，是我私下取来用的”，并非窃取史事或文字，而是继承三代史法，借一字轻重寓褒贬，令乱臣贼子心生畏惧。 这实是史学的一次转折：从《诗》的含蓄温厚，转向《春秋》的峻切裁断——并非背离旧道，恰因王道崩坏，义法才不得不挺立而出。